J.House的《翻译质量评估(修正)模式》(Juliane House，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A Model Revised），Tubinger:Narr，1997)是作者对其1977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翻译质量评估模式》(AModelforTranslationQualityAssessment,Tubinger:Narr)的修正和更新，在回顾原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翻译理论观点和翻译研究之外的相关发现，特别是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探讨文化多元性多大程度上影响翻译过程及译品评估。
全书共分6章。第一章介绍((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出版前后的相关翻译和翻译质量评估方法的研究。第二章回顾原评估模式，区分各种不同翻译类型，提出文化过滤(Cultural filter)在某些翻译类型中的适宜性。第三章结合作者比较德英两种语言文化(hnguacuhure)的系列研究，从对比语用研究中搜集典型实例，具体探讨文化过滤概念。第四章提出翻译质量评估的修正模式，重新构架分析的情景层面(dimension)，并结合第三章的对比语用研究成果，引人诸如体裁(genre)，篇章世界(diseourseworld)，参照结构(reference-frame)等概念，从而在概念上澄清各个主要 类型翻译的关键理论区别，使功能等值概念相对化。第五章通过一个小的洲试库展示并描述此修正模式，分析比较不同体裁的文本及其译文，并讨论各种不同情况下的翻译质量问题。第六章对修正模式本身进行总结和评估，并探讨其在翻译教学等中的应用。
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提出，翻译质量评估应以翻译理论为前提。翻译观点不同，翻译质量的概念也不同，评估方式也不同，因而要谈翻译质量，就必须涉及所有翻译理论的中心问题:l)原文与译文的关系，2)文本(特征) 及其如何被作者、译者、读者所感知并体现相互之间的关系.3)对这些关系的不同看法对决定译文与其它文本操作界线的不同结果。作者详尽分析现有翻译质量判断的不同途 径，包括:1.随感式，传记式，新阐释学途径。通常否认有规范译品质量的大致规律或原则，代表人物有Caryand Jumpelt(1963) :Savory(1968:50);paepeke(1956); Stolze(1992):KuPseh一Losereit(1994)等:2.反应论，行为论途径。避免讨论译者的创造性活动，只看效果等值，代表人物有Nida(1964:182);deWaardandNida(1986); NidaandTaber(1969:173):3.以文本为基础的途径。又分为:1)文学倾向途径，即描述性翻译研究，倾向于抹杀原文本的作用，代表人物有Toury(1985:20):Koller(一957:22); 收稿日期:2002一11一0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0]25号A152 Broeek(1955;1956)等.2)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途径，如 “ 摆布论”，“食人论”，代表人物有Graham，deman， Benjamin，Derrida，Venuti，Gentzler等.3)与功效，行为接受理论相关的途径。如“目的论”，代表人物有ReiB andVermeer(1984)，Holz一Manttari，Honij，Kubmaul(1982)等. 4)语言学导向途径。流派众多，代表人物有ReiB(1971)，Koller(1972)，Wills(1974一1877)，HatimandMason(1990)，Bell(1991)，Gutt(1991)，Baker(1992)，Schreiber(1993)，Gerzymiseh一Arbogast(1994)，Steiner(1995)等。作者博采众长，将自己的模式建立于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致力于详细描述和解释译文是否且如何与原文对应。由于翻译的三个中心问题都涉及翻译中的关键概念—等值，作者还谈到翻译质量评估和翻译等值问题，并在第二章中详述。
第二章回顾翻译评估的原模式。首先明确两对基本概念. l)翻译中的等值与意义。作者首先申明原模式是基于语言使用的语用理论和“等值”观念的。作者区分显性和隐性翻译从而区分不同的等值。在显性翻译中，没有简单的功能等值，而在隐性翻译中，通过新的语言，可寻求到等值。其中一种途径就是使用文化过滤;模式依据的等值概念与两种语言语际转换中的“意义”保留有关。语义、语用、文本意义对翻译尤为重要。基于以上认识，作者尝试定义:翻译就是用语义、语用的篇章等值，用译语取代原语，而等值是翻译质量的基本标准;2)语言功能与文本功能，作者首先回顾Mallnowski(1923)，ogdenandRich田月s(19肠)，KarlBiihler，Roman Jakobson(1960:353均，DellHymes(1968)，KarlPoP-per(1972)和Halliday(1973)等的语言功能观，并着重提到Halliday的功能概念。在原模式中，作者还提出优化建议，对不同文本进行不同处理，建立翻译类型说。作者提出两种主要翻译类型: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显性翻译强调显性译文，而不是“第二原文”。这时的原文本，包括显性历史性原文和显性永久性原文，是通过特别方式与原语社团和文化捆绑在一起的。这种翻译不追求与原文针对原读者体现的原功能的对应(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但要达到“第二层功能”的对应，即在译语语言文化中，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中层读者和它对应的原语文化中非原读者之间达到功能对应。还有一点要做到的就是原功能的“主题化”(toPicahzation)。隐性翻译是指在译语中拥有与原文同等地位的翻译，使原文在译语中获得功能等值。隐性翻译的原文不是具体针对某特定原语文化读者，因而它在语用角度上已不是原文的翻译，而是进行了再创造。但由于隐性翻译不求保留原语文化特质，在翻译中比显性翻译更难处理。译者须通过译语文化成员的眼睛看待原文本，即采用“文化过滤”。但原文和译文在不同情景层面上产生刻意不对应，译文就成了“版本(version)”，即不充分的翻译。版本也有隐性和显性之分。显性版本是针对特别读者群和特别目的而出现的。原模式认为，必须建立功能等值，译文才是充分的。 现在的修正模式依据显性、隐性翻译的区别，提出只有在隐性模式中才能获得功能等值，且必须借助文化过滤。而显性翻译中不存在“文化过滤”，很难完全客观评估两种文本间语用使用维度上的语言一文化对应，因此有一定主观性。
第三章主要通过从对比语用篇章研究中取证，体现“文化过滤”。首先从篇章措词、篇章策略、起始语(gambits) 和言语行为四方面进行德英对比语用篇章分析，然后找出这两种语言在五个层面上的跨文化差异(直接性与间接性，自我朝向性与他人朝向性，内容主导性与人员主导性，隐晦性与明确性及常规模式性与随机模式性)。并举实例并运用他人的对比语用研究成果来证明以上五个层面的差异存在。最后作者针对这五种不同文化差异提供应用“文化过滤”的翻译实例。在原模式中“文化过滤”被用来捕捉翻译中的文化移位，而在修正模式中，“文化过滤”已通过跨文化差异和对比语用研究获得实质内容。
第四章展示修正模式的主要内容。作者回顾译界对其原评估模式的种种批论，并一一做了分析和解答。批论意见涉及模式分析范畴的性质及所用的术语、分析中不同观点间的可证实性的缺乏、“可译性限度”及显、隐性翻译之间的区分等四个方面。在反思原模式的分析范畴时，作者回顾原模式分析范畴的框架，并通过引人“体裁”(genre)概念，具体澄清文本语篇功能、语言特色和社会用途之间的关系。作者将体操与语域(实现风格)和单个文本功能(体现风格)连在一起，使修正模式由单个文本功能、风格、语域和语言(文本)等四个层面构成。原模式采用Crystal和Davy (1969)的范畴系统进行语域分析，修正模式则将所保留的“旧”范畴纳人简化了的Halliday的“三位一体”:话语范围(Field)，话语意旨(Tenor)，话语方式(Mode)。同时采用Biber(1964)的“语域研究的分析框架”进行概念区分。作者同时结合语用对比研究反思显、隐性分类。在保留显、隐性翻译间基本区别的同时，将它们与“框架(frame)”，“框架位移(frameshifting)”(“框架”是个心理概念，经常作为一个解释性原则无意识地运作)等概念相联，使分析更具解释力。翻译包括文本转换;文本变动，“框架”和语篇世界也变化。作者明确显性翻译是一种“语言涉及”，近似于引用或引例。原文与显性译本的等值体现在语言文本、语域和风格等层面。作者不同意简单把文本功能等同于某种语言功能，但认为文本类型说有利于对文本进行选择，区分和分析，并为任何文本功能的两个共存成分提供虽不够科学却很便利的的标签。作者采纳Halhday的“概念”和“交际”术语作为所指和非所指功能成分的标记。
同时，作者把文本功能定义为在特定情景语境中文本的应用或使用。并说明情景语境不同于文化语境，前者指文本的直接环境，后者则指在设释意义时须考虑在内的更大的文化背景。情景语境通过社会环境和语言的功能结构的关联包含在文本中。提出如果我们强调任何文本都是嵌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情景中，那么为体现此文本功能的特点，必须细致分析文本。尤其要建立原文与译文的功能等值。为此还须把 “情境”概念分割成各个可操作部分一情景层面。作者借用Crystal和Davy的情景层面系统并加以中和，得出自己的分类:语言使用者层面和语言运用层面。前者包括地理渊源、社会阶层和时间等;后者包括媒介方式、参与方式，社会角色关系、社会态度和范畴等。在每个小的层面上又分句法、词汇和文本三个途径进行分析。在同样的情景层面和同样的精度下，译文相当于原文的对应有多大，则译品质量就有多高。
在模式操作中，作者首先提出文本分析与对比的方法。用于分析的语法模式是新佛斯(Neo一Firthian)式的，并采用语素分析、修辞风格、言语行为和语用理论、篇章分析及布拉格学派的“突出”(foregrounding)和“自动化”(automatization)等概念。对于译文也是同种方式分析，然后比较两个文本，寻求它们的相对对应。在展现对译文的分析结果时，通过列出不同层面上的不对应来体现。其次，在评估方案中，作者依据功能对应原则，确定各层面上的任何不对应都是错误。隐性有误的错误不同于显性有误的错误，后者或是由于删除、增加及不当的替换导致符号意义改变，或是由于不合译语语法，模棱两可的可接受性导致违反译语系统或常规用法，对一译文的最终质量评判包括列出隐性和显性有误的错误，陈述文本功能中的概念和交际功能成分的相对对应。确定隐性翻译有三个前提:l)文本的社会文化常规(norm)要有可比性;2)两种语言的差异在翻译中大部分能克服;3)为特殊读者或特殊目的而译的作品不应考虑，因为这种作品已不是翻译，而是原文的显性版本。然后作者谈到此评估方法的合理性:除使用客观确定的情景层面作为比较的参照外，这种方法也依赖分析者的直觉，并认为这是启用模式的唯一可行方式。但与新阐释学途径不同，它做的每个直觉判断都是经过讨论的，已尽可能地以客观根据来确定。且使用固定的情景层面和使用真实的文本可使此研究更客观。但不可否认，确定译文语言成分包含主观和阐释学因素，因为文本间没有绝对等值关系，而只存在一种梯度（cline)，因而翻译质量评估不太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彻底客观化。作者认为“客观性”应作为一个目标，但在翻译评估中不宜过分地追求。作者认为翻译质量评估属社会科学范畴，因而采用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模式，即个案分析，对手头掌握的现象进行广泛了解，提出更普遍的理论主张，从而证明用于分析评估原文和译文的概念框架是正确的。最后，作者将原模式中八组英德原译文示范运用到新模式中，文本范畴包括科技、经济、新闻、旅游、宜传小册等。
作者同时指出，评估译品时，基于科学的分析与基于社会的判断是不同的;事实上，评估判断最终不是科学性的，而是社会、政治、种族、道德或个人立场的体现。因而尽管文化过滤有跨文化语用研究实证，但不应草下结论何为版本，何为翻译。为了理论上概念清晰，应提倡区分隐性翻译和隐性版本。作者在反思“翻译评估”概念时，提出自己的翻译质量评估不是一种“绝对评估”，而是相对的。在细节对比和评估原译文本类型中，评估者不是随便就定夺译品的优劣，而是依照模式框架，分析大量评估实例后作出结论。在最后的分析中，任何评估都依赖大量制约社会评估判断的因素。这些判断依赖并顺从翻译评估的分析对比过程，而模式则基于一个假设，即翻译是个语言现象，语言分析为判断提供基础，为讨论评估判断提供立场，这事实上意味着分析与判断间对应更少，判断依分析而定。选择显、隐性翻译不仅依赖译者本人、文本或译者对文本的个人设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翻译的起因，隐含的读者，出版与营销政策等因素。这些社会因素受人、社会政治甚至意识形态限制，对译者有更大的影响和权力，但翻译毕竟是个语言现象，所以可以进行合法描述、分析和评估。作者认为在翻译中“质量”这一提法有待推敲。如果它只指价值判断，则很难有一个对翻译质量的合乎客观的最后判断。但作为探讨领域，翻译评估总会从宏观分析走向微观分析;从考虑意识形态功能、体裁、语域到考虑单个语言单位的交际价值，尽可能客观地重建译者选择及他的决定过程。
第五章主要是通过对四篇原文及其隐性或显性翻译进行模式分析，展示翻译质量评估修正模式的可行性。作者首先分析原文的话语范围(语汇、句法、文本、主题)、话语意旨(作者时间、地点、社会出处、作者个人立场、句法途径、社会角色关系、社会态度)、话语方式(中介、参与)和风格，陈述原文本功能，然后比较原文和译文(同样从话语范围、话语意旨、话语方式和风格方面着手)，最后陈述翻译质量。
第六章则是对修正模式的总结，重提前面章节涉及的中心命题，有选择地陈述评估模式理论和实践的相关问题。作者首先指出模式分析的三个层面语言/文本、语域和风格相互成指数式(exponentiaily)联系，每个层面都作用于单个原文或译文的功能特征。第二个理论点是有关文化过滤和翻译显、隐性之分。另一理论点是“相互倾斜”(reeiproeity ofskew)假设。作者认为，翻译评估模式不应是规约式的。因为正如原文是嵌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一样，在分析原文时当然应当考虑这种环境，那么翻译也必然是嵌于文化中的， 是特定社会语言环境中文化/事物、谈判的结果，而不是把翻译质量评估理论应用到一特定社会特征中得出的结果。因而翻译质量评模式的任务不是看翻译方案、任务或途径是否可行，而是尽可能客观评估翻译任务和目的背后的整套情景中所展现出的东西。作者强调此模式是用于文本的语言分析、描述和比较，并将它置于情景和文化语境之中。它与基于社会、政治、道德、伦理、个人倾向的“好坏式评价判断”是不同的。该模式还通过设定原、译文功能的等值为翻译的必须条件，从概念上区分翻译和版本。在翻译质量评估中，要区分两步:第一步基于语言习俗知识和经验式研究的分析描写和解释;第二步与价值判断、相关的社会道德问题有关，与个人爱好口味有关。两点都应包含于翻译质量评估之中，没有第一步，第二步也没有意义。最后，作者提到翻译质量评估在翻译教学和翻译能力培训上的应用价值，并逐条列出。通观全书，发现原模式与修正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后者保留了前者的基本框架，增加了新的内容，是对前者的发展和完善。作者以翻译理论为前提，将翻译评估模式建立在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试图设立统一的客观评估框架，使评估有章可循。在翻译研究领域，中外不乏代表性的人物和成果，他们对翻译的性质和标准等基本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但译界就翻译进行评估及其相应评估模式的专题研究几近空白，更多的只是经验式的译评，难免带有片面性、主观性和随机性，缺乏科学的理性成分。虽然作者的评估模式似显“质化”有余，“量化”不足，与一般读者期待的“模式”应有的“量化”含量出现差距，虽然模式操作可行性论证中采集的德英译例只属个案研究，不一定具备太大的普遍性，但作者提出描述式而非规范式评估，并承认翻译质量评估中的相对主观因素。这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科学态度。翻译作为一种交际和产品，其质量评估问题客观地摆在广大译界同仁面前。翻译质量评估及其模式研究有益于规范翻译行为，提高翻译和译评的质量，为建立语际转换机制提供合理的途径，因此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理论意义。J. HOUSE作出了可喜的系统尝试，某种意义上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
(作者：屠国元，王飞虹 资料来源：中国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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