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要建构翻译质量的评估模式首先要有明确的翻译质量观,而翻译质量观又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翻译观密切相关。对译文进行价值判断要依赖一定的标准,而标准的确立同样取决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翻译观因研究者的认识和切入视角的差别而各不相同。(House, 1997: 1; 2001)本文尝试从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审视翻译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质量的评估模式,然后将该模式用于《孔乙己》英译文本的评估,一方面对其翻译质量做出评价,另一方面对模式本身进行验证。
1.功能语言学视角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1•1翻译观和翻译质量观
功能语言学认为翻译的实质在于“意义”在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时保持不变。而这里的意义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语义的( semantic )、语用的( pragmatic )和语篇的(textual),所以“翻译是用语义和语用对等的译语文本代替原语文本”(House, 1977: 25、30)。胡壮麟等也认为:“翻译一般是寻求原文和译文在意义上的对等。……翻译应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同一整体情景语境中具有相同的意义和相同的功能。…… 翻译的对等关系不能只建立在一种意义(通常是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在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概念意义对等的同时,还必须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表达讲话者的态度、动机、判断、角色等人际意义,以及在表达媒介、渠道、修辞方式等语篇意义的对 等。在一般情况下,好的译文需在这三种意义上都与原文对等。”(1989: 188)因此对翻译质量进行评估,就是看译文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在上述意义/功能纬度上与原文对等。
1•2功能语言学视角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意义”的三个方面,即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对翻译都不可或缺。语言表达的概念和 人际意义,必须经语篇意义的联结和组织才可用于交际场景,所以语篇意义是语言的三种元功能之一。但由于语篇意义只是体现在对概念和人际意义的组织上,是一种基于语言内部的意义(Halliday, 1994: 33-36),并不表示“内容”的意义(司显柱, 2004),所以对译文的质量只取决于译文语篇的概念意义/功能和人际意义/功能是否和原文对等(House, 1977: 37)。反过来说,译文文本如果要实现对原文文本在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对等,那么,如不同时在文本层面的组织上,即语篇意义上对等是难以想像的,换言之,此情此景下,语言的语篇意义/功能已包含其中了。翻译是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一种语言使用形式,其实际使用单位是语篇或话语,因此要建构一个旨在考察译文是否与原文在意义/功能上对等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其参数的设定和运行步骤的确立需以语篇为轴。我们设想的评估模式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从形式、功能、情景三者互动的角度, 对原文、译文语篇里的小句自下而上地做及物性 (Transitivity)、语气(Mood)、情态(Modality)、评价(Appraisal)和主位(Theme)分析,并据此判断译文与原文是否产生了概念与人际意义的“偏离”。其次,自上而下地以整个语篇为视角,同样从形式、功能、情景互动的角度,从反映翻译情景的目的语特征、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重新审视前述微观层面所发现和描写的各“偏离”个案,排除对译文质量未造成影响的。我们知道,翻译实践除要忠于原文外,还须综合考虑译语文化、翻译动机、译文用途、译文读者等因素。仅仅对翻译的结果做静态的分析对比,容易陷入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性的机械批评模式,使翻译批评显得单调乏力。而从形式、功能、情景互动的角度,将译文置于包含各种言语交际所涉因素的言语行为框架中去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比较合理,避免了单一性和片面性。最后,在前二步的基础上,从调整后的“偏离”个案出发判定译文在多大程度上和原文“对等”。在对译文质量做整体评价时,还须考虑语篇的类型,即要根据不同的语篇类型确定不同类型的意义偏离(概念或人际),对译文质量产生的不同影响,如此评价才算是全面、公允、合理。下面我们运用上述模式对杨宪益、戴乃迭两先生翻译的鲁迅小说《孔乙己》的质量进行评估。
2.《孔乙己》英译翻译质量评估
2•1对原文的情景—语言(语域)分析
“语域是由多种情景特征———特别是指语场、语旨和语式———相联系的语言特征构成的”。(Eggins, 1994: 52)语场是关于言语活动的主题,属于“发生了什么”的范畴;语旨是关于交际行为的参加者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语式则是有关语言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的作用,如是面对面地对话,还是使用电脑写专业论文等。这三个因素均对语言使用有重要影响,即措辞因语场、语旨和语式的不同而各异。
2•1•1语场
从文本类型学(typology of text)(Reiss, 2000: 109;朱志瑜, 2004)的角度看,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更确切地说,对于具有社会意义的小说或政治小说来讲,其主要功能是人际意义层面的教化功能———用语言来影响别人的行为,用语言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态度,甚至以期改变世界等。这一功能主要是通过对包括语言的评价、语气和情态等系统的操纵来实现。另一方面,小说中人际意义的表达也必须建立在对外在与内心世界的叙述、描写和阐述的基础之上。此外,由于小说具有内容上的包容性,其语场往往反映了对世界的各种“经验/概念意义”,这些不同的“经验/概念意义”,一般由语言及物性系统的各种不同过程类型来实现。
2•1•2语旨
文学作品里的语旨是所有语篇类型中最为复杂的,一般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及他们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小说《孔乙己》中涉及的人物有:主体“我”(酒店伙计)、孔乙己、短衣帮、掌柜、长衫客等鲁镇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短衣帮(包括“我”)是做工的劳动人民,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贫困;长衫客(包括掌柜)则属于生活富裕、在鲁镇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头面人物;孔乙己虽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人品上都不如短衣帮,为鸡鸣狗盗、好喝懒做之辈,却从内心里不屑与短衣帮为伍。孔乙己身上表现出身的两重性:一方面,经济的赤贫、社会地位的低下,充其量只能归类短衣帮一族;另一方 面,因读过圣贤书而自觉高人一等而在内心深处把自己跻身于长衫客阶级。孔乙己的社会地位是通过周边人对孔乙己的言行与态度的描写来体现的。通过酒店伙计(我)的无知及无动于衷的口吻,围绕以“笑”为中心串起来的几个生活细节,描写了包括短衣帮、长衫客(掌柜)等对孔乙己的迂腐、穷酸、纯朴善良、偷书、伤疤和坐在蒲包上用手“走路”等的讥笑,深刻地刻画了孔乙己的潦倒与社会的冷漠;而孔乙己的卖弄文墨和穿着则揭露了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教育制度对人的戕害。上述人物关系的语旨在原文中具体反映在人物 对话的用词和语气上。以掌柜为代表的长衫客和自以为较孔乙己在社会地位上略胜一筹的短衣帮对孔乙己等弱者的居高临下、幸灾乐祸与冷漠,表现为言词的刻薄和语气的直截了当。如:
(1)“孔乙己,你又偷东西了!”
(2)“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短衣帮和长衫客两个阶层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从他们喝酒方式上可见一斑。如:
(3)“做工的人,……靠柜外站着,热热地喝了休息;……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对评价和语气系统的选择和操纵言语交际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对事物的 看法与态度,即语篇的人际意义可得到充分发掘。
2•1•3语式
文学作品的语言是在一般语言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它植根于大众的语言,却比大众语言更精练、更生动和富有感染力:从十分随便的俚语、方言,到刻板、严谨的正式文体;从规范的语音、语调,到方言、土话、行话,应有尽有。因此翻译的难度最大。
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由于内容上的包容性以及情节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样性等特征,其语式也往往是多种语体的混合。不过,对于具体作品或其中的一节而言,总有一种语体占主导地位。《孔乙己》主要是白话和口语体,这是因为它采用的是次要人物叙事方式。文中叙述者“我”是个酒店小伙计,连伺候短衣帮主顾都不够资格,几乎未受过学校教育因而对孔乙己的“之乎者也”等文言半懂不懂的,自然只用白话,此所谓“文如其人”。其口语可从句式、措辞和语篇三方面考察。
句式特征:句式短散。如:
(4)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经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洗。
措辞特征:用字浅显。如:
(5)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地喝了休息。
语篇特征:语言的语篇功能,即对信息的组织主要表现在对小句里一些成分的突出处理即前景化(foregrounding),和对不同小句、句群表达的内容根据其逻辑关系而做的排列组合,即连续性处理。一般来说,前者主要在较小言语单位如小句、句群上,通过对语言主位系统资源的运作而对一些信息 做前景化处理。如:
(6)“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 例(6)中副词作为有标志主位(marked theme),凸显了作者对孔乙己因自己的一技之长而生活有了着落深感安慰,和因孔乙己好喝懒做而最终失去饭碗的深深惋惜。
语篇的排列组合作用主要在小句和句群之间, 借助包括指示词、连接词、重复、省略等在内的衔接手段实现对信息的有机组织。如:
(7)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不过,小说的主人翁孔乙己既是一名没落文人,其言语自然带有文言色彩。如,“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吗?”“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因此,从总体上看《孔乙己》是白话、口语体为主,文言、书面体为辅。
总而言之,无论是根据体裁类型还是前面对其所做的语域分析,《孔乙己》主要发挥的是人际功能,表达的是人际意义。鲁迅选择咸亨酒店为特定空间,通过对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一隅———鲁镇———各种不同阶级人物的社会地位与性格、人民社会生活的素描以及对孔乙己迂腐、穷酸、懒惰而又不失善良、诚恳的形象刻画和对他悲惨命运的叙述,表达了鲁迅对吃人的封建社会的 血泪控诉,和以期唤起人们行动起来,彻底推翻腐 朽的旧社会的强烈诉求等在内的人际意义。鲁迅凭借自己炉火纯青的语言修养与高超的驾驭能力,通过评价(Appraisal)和语气(Mood)上的匠心独运而实现人际意义;而其概念意义的表达或者说经验功能的发挥,则是依靠对及物性结构的选择。上述两种功能在语言上完全实现,除了依赖其各自的语法系统外,尚需仰仗语言的语篇功能, 因此小说还娴熟地对体现语篇功能的主位和多种衔接手段的语法资源进行了精心操纵。
2•2译文意义/功能的偏离
2•2•1概念意义偏离
由于语言间的系统性差异,译文对原文小句过程类型的转化存在着扩大、缩小、改变和不变等四种情形,但只要译文保持原文的概念意义不变,在对翻译质量进行评估时,就不必对译文里的小句类型相对原文的转移或保持不变予以特别地关注。因此,译文将原文中的“幸而写得一笔好字”(行为过程)处理为“Luckily he was a good calligrapher”(关系过程)不能视为“偏离”。因为从反映小句概
念意义的及物性结构本身分析,两者显然不同,但是从该小句所在的整个上下文语境看,孔乙己之所以能以帮别人“钞钞书”而换碗饭吃,是因为他具备“字写得好”这个条件,也就是说孔乙己是个“写字好的人”。因此将“写得一笔好字”译成“hewas a good calligrapher”并没有发生概念意义的偏离。
按照我们前述的模式,用自下而上的方法,从言语行为框架下的形式、功能、情景间的关系以及反映情景语境的语域组成部分———语场、语旨和语式对小句的三种意义———概念、人际和语篇的直接作用为基点,从及物性、语气(情态和评价)、主位等角度,对译文质量进行评估,共有11处发生概念意义的偏离。现举两例加以说明。
(8)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 译文: It seemed to me that I was still very far from having a shop ofmy own.“暗想”即“私下想”,译文用“It seemed to me”表示的却是对命题意义“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的一种主观判断,属于人际意义范畴,因此这一方面没有译出原文“暗想”的概念意义;另一方面又加进了原本所没有的情态意义。
(9)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坐着用这手慢慢 走去了。 译文: he must have crawled there on them. [... ] slowly pushed himself off with his hands. 这是两个行为过程的小句。过程和环境成分 “用这手走”和“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完全可以译为“walk over on these hands”和“squat and walk away on these hands”,可是杨先生却分别处理为“crawl on them”和“push himself off with his hands”。“走”,原本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人人都会理所当然地理解为用腿和脚完成的人体位置的前后移动。可是孔乙己却“用手走来和走去”,照常理这种动作不能叫“走”,只能称为“爬”或“挪”。鲁迅以其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两个词意思之别,可他为什么却“走”“爬”不分呢?我们认为这涉及到反映接受美学原理的诗学和修辞了。诗到痛时无比兴;灿烂之极, 归于平淡。鲁迅就是用这种不事渲染的直白,表现其对孔乙己悲惨境遇的震惊和痛心的克制,然而读者的心灵却受到了最强烈的震撼。译者将之直接处理为“爬”和“挪”,虽然事实上这里的“走”即是“爬”,但毕竟这两个词通常的“概念义”不等, 更有甚者,它破坏了原作用“手”和“走”之间的 紧张而造成的艺术张力。译文中其他概念意义的偏离还包括“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皱纹间经常夹些伤痕”“当街”“上大人孔乙己”“半懂不懂的话”“故意的”“然后放心”等9处。
2•2•2人际意义偏离
同样地,按照自下而上的方法我们发现译文有13处发生了人际意义偏离。现举两例说明如下。
(10)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 译文: He produced four coppers from his ragged coatpocke.t “摸出”是孔乙己在身体残疾、精神萎靡、因偷窃而不幸被人打断腿情况下做出的动作,且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掏钱买酒,因此无论其身体条件或是精神状态都决定了掏的动作是缓慢、困难的;不仅如此,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享有喝酒的机会了,因此“摸出”一词还表达了作者对孔乙己悲惨命运的无限同情。而译文所用的produce,隐含为潇洒地亮出,不仅与原文动作的缓慢、困难大相径庭,即概念意义不太相符外,还丢掉了原词所表达的人际意义。
(11)青白脸色,皱纹间经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 译文: A big, pallid man whose wrinkled face often bore scars, he had a large, unkempt and grizzled beard. And although he wore a long gown itwas dirty and tattered. Ithad by the look of itnotbeenwashed or mended for ten years or more. He used so many archaisms in his speech that half of it was barely intelligible.
如前所述,语式分为口语和书面语,倘若在该用口语的情景却选择了书面文言,或者相反,则这种选择本身就表达了某种意义(形式就是意义)。例(10)中,孔乙己在大众场所———酒店,对识字无几的伙计,却从古文中寻章摘句,满口的“之乎者也”,这本身就表达了其不屑与短衣帮为伍和自我定义为高人一等的“劳心人”的角色以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人际意义。该例中“青白”“乱蓬蓬的花白的”“跟人说话”“教人半懂不懂”,无一例外属于普通劳动者白话用语,用在目不识丁的酒店伙计嘴里来叙述孔乙己容貌、穿着与言语,确实贴切、妥当。可是,译文却将之处理成书卷气十足的“pallid”“unkempt and grizzled”“in his speech”“barely intelligible”,未能译出原文措词上的语式之别因而也丢失了其附带的人际意义。译文中人际意义偏离的还有“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窃书”“怕”“虽然没有什么失职”“暗想”“很像”“踱进”“大约”等8处。
3.对译文质量的总体评价
翻译虽然以语篇为活动平台,但翻译实践却是整体语篇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小句、句群上进行。这种微观小句层面的操作实际上是微观与宏观结合,因为对具体小句的翻译是建立在对其所处语篇的整体把握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对译文的质量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价,除了要对译文里的小句一一分析,以找出与原文偏离的所有例子外,还必须自上而下地从整体语篇的高度,对前述微观小句层面的意义离予以审视。既然翻译受到双重的制约( double-bind operation)(House, 1997: 77),在重构译文时,译者应根据译文与原文读者在认知、价值观念等方面的 因素,立足于译文语篇对原文文本的整体意义/功能对等的翻译需要,对原文里的一些小句在概念/人际意义上做出必要的诸如扩大、缩小和改变之类的调整,且这种微观层面的偏离,不仅对译文的质量没有负面影响,而且有其积极作用。因此,在对译文质量进行评估时,要对微观层面的偏离个例进行梳理、分类,并做出价值判断。把有助于译文从整体上与原文对等的偏离记作+偏离,即假偏离;反之,则记为-偏离,即真正对译文整体质量有副作用的偏离。就本译文来说,前文统计出的偏离个案中有不少就属于+偏离,对译文的整体质量没有影 响。如:
(12)“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
译文: And as his surname was Kong, he was giuen the nickname KongYiji fromkong yiji, the first three characters in the old-fashioned childrens copybook.
例(12)中的“上大人”和“半懂不懂的话” 翻译时省略不译,这样处理是由于译文与原文文化环境之间的差异:对于鲁镇上的“识字无几”的短衣帮来说,描红纸上按笔画随机排列的汉字串“上大人孔乙己”,确实“半懂不懂”———单个字很可能都认识,可合在一块表示什么意思呢,他们却不得而知!由于译文读者缺乏原文读者对汉字和汉字描红纸的“前理解”,和翻译受制于“形式不可译”的羁绊,因此难以也无必要将这几个在此并不表示什么实际意义的“上大人”译出,连带地,“半懂不懂的话”也就因此失去依托而自然不必译出。这样一来,修正后偏离个案为:概念意义层面:“故意的”“什么‘者乎’之类,引得……” “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用这手走来”“暗想”“新伤疤”“伤痕”“当街”等8个案例。人际意义层面:“窃书”“青白”“乱蓬蓬花白的”“跟人说话”“教人半懂不懂”“怕”“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亲眼”“很像” “踱进” “摸出” “大约”等12处。
虽然所有的语篇都表达了不止一种以上的功能,但用于不同场景的不同类型的语篇其发挥的主要功能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从功能与语篇类型关系的角度,语篇可以划分为概念意义主导型和人际意义主导型两类(House, 1977: 67)。鉴于不同类别语篇的主要功能不同,对其译文的要求与重点也自然有别(Reiss, 2000: 109),翻译评估时理应考虑原文语篇的类型,是重在传达概念意义,如科研论文,还是着眼于人际功能,比如说文学。在考察译文对原文在概念和人际意义参数上的偏离数量的同时,还必须视语篇类型对两种不同类别的功能偏离对译文语篇整体质量/功效的影响设定权重:对于重在传达概念意义的语篇,译文在概念意义上的偏离对译文质量的影响要大于其人际意义偏离对译文质量造成的负面作用;对于重在传达人际意义的语篇则相反。
如前所述,《孔乙己》的主要意义是通过对孔乙己形象刻画,悲惨命运的叙述和描写,表达了鲁迅对当时社会的冷漠和人民的麻木不仁的悲哀,对孔乙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对吃人封建社会的血泪控诉,和以期唤起人们行动起来彻底推翻腐朽的旧社会的强烈诉求,因此属于意义/ 功能范畴的人际层面。从这个角度看,译文对原文在人际意义上的偏离程度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较概念意义上更为严重,其对译文质量的负面影响更大。换言之,就译文的总体质量而言,译文在传递原文的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上都有缺憾,但在人际
意义方面,问题更为严重,也更为隐蔽。
4.结语
我们以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指导,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操作性较强的翻译评估模式并将其应用于对《孔乙己》英译本的质量评估。结果表明,一方面我们建构这样一个评估模式的构想、思路、设立的参数、遵循的路径、采纳的方法是基本可行的,实现了研究目标;另一方面也对《孔乙己》英译的质量做出了较为科学、客观的评价———虽然我们完全同意陈宏薇(2000)的说法,杨宪益、戴乃迭两先生的英译Kong Yiji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即便出自大家的译本也有未臻尽善尽美之处。但是,任何一个评估模式,无论其设计如何科学,将之应用于实际的翻译质量评价,都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化。这是因为使用这一模式的人,即评估者,由于自身的语言、文化能力与修养的不同,他们对同一译本的评价往往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就译本《孔乙己》的评估来说,对于其中的一些译法,其是否妥当,甚或正确与否,不同的评估者也往往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和个人认知做出不尽相同甚至于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我们在前面从语域分析和形式、功能和情景关系的角度批评译者将“青白”翻译为“pallid”,将“之乎者也”译成“archaisms”则因没有译出原文的口语特征而没能准确传递出其所表达的人际意义;而把“伤痕”处理为scars,又未能正确译出其概念意义。可是,陈宏薇(2000)则与我们的见解完全不同,认为“用pallid译‘青白’准确;用scars复数译‘伤痕’细致,表明他伤痕多,因为挨打的次数多;用archaisms译‘之乎者也’简洁”。所以沃尔弗拉姆• 维尔斯(WolframW ilss, 1982/2001: 226)指出,“翻译批评的洞察力很少能够、也许永远不会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水平,因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应用活动,这限制了翻译批评结果的适用范围。由于其题材的复杂性和方法的多样性,那种试图使翻译批评更加科学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作者:司显柱 资料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