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龙同志离我们而去已经半年多了，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仍觉得他坐在书桌前像往常一样，抽着烟卷，在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他一生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图名不图利。从1937年开始学习创作，后致力于俄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直到去世，从未间断，共译出近一千万字译稿，对介绍俄国文学做出了贡献。他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坚持干下去，这是他要为祖国、为人民做点有益工作的理想支持着他。他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执著和认真，对自己和亲属作人的严格要求，仍萦绕在我的心头。他今默默无闻地去了，我仅以此文纪念他一生的奋斗过程。
一、从出生到抗战：受新文学影响
(19l 6一1937年)
汝龙1916年生于苏州，因是长孙，受祖母溺爱。他的父亲在上海交大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解放前叫北平)平绥铁路局工作，他六岁时随母亲和姐姐一同来到北京。他的父亲看不惯他从小娇生惯养、顽皮任性，就严加管教，逼他学好数学，每星期日必须作四则应用题若干道，希望他长大也做工程师，接父亲的班。但他数学虽然学得很好，却不喜欢，他喜欢看古典小说，如《封神榜》(现改名《封神演义》)等，看得入迷，受这些书的影响，讲哥们儿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上中学时，偶然看到他姐姐从学校带回的新文学杂志，从此对新文学生出强烈的爱好，他用零用钱买了不少新小说，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与汝龙相识是由于双方家长是好友，七岁时我们就认识，青梅竹马，甚是友好。他常到我家来玩，看到别的孩子欺负我，他就护着我。后来他的父亲调大同铁路局工作，全家迁往大同，只把他留在北京上学。由于他原来受严父管教，现在一下子放松，如脱缰之马。他爱看电影、听京戏，那时有个富连成戏班，全是十来岁的学生演戏，每天下午在广和楼(现改名为广和剧场)演出，他就旷课去听戏，遭到学校开除。他认为自己是个坏孩子，对不起父母，思想很受压抑，自觉是家庭的罪人。幸亏接触了新文学，思想上有所觉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巴金等作家的杂文和小说，使他觉悟到人活着不能只顾吃喝玩乐，而应该“为人类献身”，应该对祖国对人民作出贡献，因为文学救了他，他就抱定宗旨从事文学工作，以此来实现他的理想。于是他以读者的身份，给巴金写信，诉说他在家的苦恼，想离家去从事文学工作。巴金回信说，专靠写小说没法维持生活，并举例说，有的青年贸然离家出走，后来迫于生计又回到家里，安于旧生活，所以要慎重考虑生活问题。从那时起在我们的一生中巴金始终是我们的导师和挚友，我们素来尊称他为李先生，一直在他的指导下生活和翻译，在各个关键时刻都是他引导我们走上了正路。
汝龙全家迁大同后，他住在教会学校崇德中学(现在的三十一中)读初中，该校注重英语，上课用英语讲授，使他的英语打下初步基础。上高中的时候借住我家，我们常在一起谈理想，谈前途，感情很好，就订了婚。上高二时他不愿再连累家里，想自立，就辍学投考平绥铁路货运班见习生，考取第一名，到平地泉去上班。直到1936年，那时我已上大学三年级，我家要求他也上大学，于是他辞去工作，回北京重上华北中学高中三年级。1937年他中学毕业，正要报考大学，适逢“七·七事变”，日寇的铁蹄践踏北京，青年学生们都不愿做亡国奴，纷纷逃离北京，我们也一样，在八月十日第一天通火车时就逃离北京，从此过起逃亡生活，在四川各中学教书，直到抗战胜利。
二、抗战八年：教书和文学翻译
(1937一1946年)
八月十日汝龙和我装成商人模样，乘火车逃离北京。火车上拥挤不堪，连厕所和过道都挤满了人。火车只开到天津，我们下车，站台上站着两排日本兵，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刀尖交叉着，下车的人都要从交叉的刀尖下走过。他们看着像学生的，就赶到一边，送宪兵司令部，其余的人就通过，出了车站。这车站在中国地界，再要南下必须乘船，而码头在法租界，通往法租界的桥头上有持枪的法国兵把守，有些黄包车夫背上挨着枪托打，拉着乘客冲入法租界。我们也坐黄包车冲入法租界，随身只带一个小包袱，也不敢再回火车站去取行李和箱子了。我们从天津乘一艘日本轮船南下，快到青岛时遇台风，轮船几乎被台风吹翻。我们由青岛到南京，住进平津同学会，从北京和天津逃出来的学生都住在这里，因为这里供学生膳宿。听后出来的学生讲，过天津时，凡是学生都被赶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受尽迫害，日本宪兵往学生鼻子里灌凉水，用橡皮锤子敲脑袋，坐电椅等，给学生上种种酷刑，能逃出来的只是幸存者。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南京，学生们就挖战壕躲避轰炸。有的学生被召去工作，后来知道他们多半是去受训当了特务。在北京时，汝龙与巴金已有通信联系，我们逃到上海后拜访了他。这是我们初次与巴金见面，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但上海正值兵荒马乱，他也没法给我们找到工作。后来上海又遭日寇大轰炸，随后沦陷，我们只好再南下。沿途打听到我就读的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在西安跟几个大学合并为西北联大，我们就辗转来到西安。这时天冷了，我们就卖掉一个定婚戒指，自己作了棉衣，租了一间民房。我继续上学，想读完四年级，毕业后好找工作，汝龙在家写作。但日本兵又打过来，学校要迁城固，号召学生步行去城固，我因怀孕，不能远行，就没随学校去。
在西安汝龙曾用笔名及人写了第一篇，也是最后一个中篇小说《一日》，描写我们的流亡生活，投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杂志，寄出后渺无音讯，迟迟未见登载，但是他要实现理想的心追切，就放弃写小说的打算，专攻英语，致力于俄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这篇小说因重庆大轰炸而延误到第二年才发表。宋之的要把它改成活报剧，还在《新华日报》上登启事，找作者商量改编的事，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汝龙曾说，如果当初知道他的小说能刊出，也许就会继续写小说，不干翻译了。
汝龙是受巴金的引导走上翻译道路的。他第一本译的是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的英译本 (现改名《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1947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对他的译作要求很严，认为不够好的就压着不给出版。他自己也把翻译工作看得重要，很神圣，因为他要通过翻译工作实现他为人类献身的理想。
我们离开西安，来到武汉，日寇步步进逼，我们只好从长江乘轮船去重庆。在船上认识了刘崑水 (他现仍在重庆，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来北京开会时，总来看我们)。船到宜昌，因冬季水浅，轮船不能再往前开。崑水见我们站在船头，无处可去，就约我们同住在他的同乡家里，把我们当弟弟、妹妹那样照顾我们，还教我们一些作人的道理。我们耽搁在宜昌，生活没有着落，崑水和我们想合开一个小吃店，卖肉包子，我们就卖掉另一个定婚戒指，租了房，买了桌椅，试做了包子。可是日寇飞机又来了，连续轰炸，逃命都来不及，哪儿还能开店，好容易等到有小轮船去万县，我们就先到万县，从万县再乘小轮船到重庆。
我们到重庆后人地生疏，走投无路。崑水在一家书店里工作，替我们设法登报找工作，说我愿当女家庭教师等。登报后果然有人来找，都由崑水替我们接洽，他替我们联系好，到重庆防空司令在别墅办的小学里去教书，这别墅在一个山头上，那儿钱虽少，但有我们俩人的住处。这个小学原来只有他的一个亲戚在教课，一至六年级全在一间屋内上课。那个亲戚不会教算术，所以请了我们，工资每月十元，只够买一袋面粉，我们没钱买菜，就做油盐饼吃。我们把学生分了班，认真教起书来。此时我们住得很宽敞，住在有廊子的正房内。为了给我筹措生产住院费，汝龙下山另教一个家馆英语。我在医院生下第一个女儿，我们不会领养，就照书本来抚养她，把她放在走廊上，睡在藤箱盖里，因山松柏成林，空气极好，又有太阳晒，她长得很胖。
